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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合并的必性。构成件素的相似性也为两罪的合并供了实现的可能性。合并后的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成立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罪,也即取消斡旋受贿罪,由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规制即可。 
  关键词斡旋受贿 非典型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 
  作者简介刘杰,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213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一、问题之出 
  斡旋受贿在理论界通说认为属于非典型受贿罪,但是其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间却有很多共通之处。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最主差别是主体的不同,这也是理论界讨论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时候通常是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而很少有人出将两者合并的原因所在。但是理论上的通说通常容易遮住人的双眼,看不到掩盖在面纱下的层层真相。就在理论界已经将两罪作出清晰的划分的时候,将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划分为两罪实属画蛇添足,斡旋受贿虽然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其客观行为和主观意图并无二致,仅仅因为主体的不同,而将此二者作出区分,未免鸡肋。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规定不清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身份是否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在立法中并没有明确交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两类主体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都不能排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也就是说,可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这两种主体同时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同样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是十分常见的。 
  (二)对于斡旋受贿划分的争论由来已久 
  早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设立之前,对于斡旋受贿(非典型受贿罪),理论上就引起过很大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虽然《刑法》第388条的规定只是受贿罪的形式之一,但有必将该条规定独立作为斡旋受贿罪。另有学者认为,斡旋受贿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影响力交易犯罪在我国刑法中的部分对应行为。基于对公约的分析,斡旋受贿犯罪与普通受贿罪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应独立成罪,且其犯罪主体应扩大至具有影响力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大体上都对将斡旋受贿划分进非典型受贿罪中感觉不妥,普遍的观点是将斡旋受贿单列出来,成立独立的斡旋受贿罪。 
  (三) 设立初衷的重叠 
  为了有效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如配偶、子女和情人参与受贿犯罪的现象,以及履行我国政府对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我国于29年2月28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是由于立法中的一些原因,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而斡旋受贿的设立初衷,解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问题。可见,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的目的都是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的人受贿的问题。只是这个“身边人”在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身份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重叠的。 
  二、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合并的理论根据 
  探讨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合并,关键在于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因为犯罪构成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我国刑法理论界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所谓“三阶层说”、“四件说”等,“四件说”仍然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其他理论观点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四件说”出了批评和修正,但是在构成件素上基本相同。因此,笔者仍然从“四件说”入手。 
  (一)主体身份差别不会成为划分两罪的因素 
  主体上的差别是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重大区别之一。笔者认为,斡旋贿赂中的主体身份国家工作人员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主体身份三类身份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斡旋受贿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有自己的职权,抑或称为权力,但是它所承担的义务应该是其权力范围内“等价”的义务,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是一种职责,但是不能成为一种不犯错误的“包袱”。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和特殊关系的身份来施压虽然是不同性质的身份,但是其并未逃离“利用影响力”的本质,其实质都是利用不同的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压力”,至于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身份区别,笔者认为这实属影响力的来源问题。身份其实也都是成立犯罪的前条件,这里的身份是构成犯罪的原始驱动力,其性质的不同不应该也不能成为引起犯罪性质不同的原因,真正引起犯罪性质的不同的应该是违背义务主体的性质,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都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被施加影响的国家工作人员违背的是同样性质的义务。而斡旋受贿的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所违背的义务应该都是作为“人”这个个体的义务,是在人的范围内违背了义务。 
  (二)主观方面基本重合供合并基础 
  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都表现为故意。从宏观上说,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都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为请托人谋利。在区分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时候,关键看的应该是该罪中主违背的刑事义务,而不是主体的身份。斡旋受贿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据此,刑法理论通说上将斡旋受贿划分为非典型受贿罪,殊不知这里斡旋受贿行为中违背的主刑事义务主体是被影响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不是斡旋受贿的主体国家工作人员。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通常被认为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而我们刑法却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安排进贪污贿赂犯罪一章,这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该罪中主违背刑事义务的主体也是被该罪主体影响的国家工作人员,那么从这一点来看,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观方面均为利用影响力,来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索取请托人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故意,而不论这种影响力的来源。
  (三)客观行为相同是合并的根本原因 
  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都表现为行为人利用影响力,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获取或者索取财物的行为。“利用影响力”是区分本罪与他罪的一个关键点。有学者认为“本罪中的影响力只包括非权力性影响,而不包括含职务所产生的影响力”。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行为都是利用影响力,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获取或者索取财物的行为,至于主体身份素则应在犯罪主体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不应成为犯罪客观行为中的素。而这种为了划分而作的划分,已经失去了本身立法的意义。立法者在设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时的初衷就是为了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犯罪的现象,其主体在某种情况下可能重合,而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的客观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重合的,所不同的即是实施客观行为的工具不同,斡旋受贿的影响力是自己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地位和影响,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影响力则是原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影响力。作为实施此罪行为的工具,影响力应该是犯罪的手段之一,是犯罪的工具。犯罪构成的客观行为是犯罪主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将其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工具(影响力)也划入犯罪构成之中,就与刑法设立犯罪构成的初衷相悖,也就是说其已经超出了犯罪构成的界限,此时的犯罪构成已经不再是我们刑法理论界意义上的犯罪构成了。 
  (四)客体大体上侵犯的是同样的社会关系 
  斡旋受贿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学术界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体争议比较大,概括起来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正当性。如葛磊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之所以有刑法上的非难性,是因为行为人通过其影响力,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任何正当的职权行为都是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故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职权行为一定是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不正当行为,因而本罪的行为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正当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公正性。如董秀红认为,贿赂犯罪的本质在于“权”与“钱”的联系。我国刑事立法将贿赂犯罪接受财物的行为主体从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主体,但是通过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主体始终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未纳入刑法规制的视野。因此,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点上与受贿罪具有共同的犯罪客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如雷安军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同样是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对于索取他人财物的受贿罪而言,犯罪的客体还包括被迫交付财物的人的财产权利。”笔者持“廉洁性说”。也即认为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一致的。 
  三、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合并的承担模式 
  通过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将斡旋受贿划入非典型受贿罪而将其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出区分是没有必的。采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罪即可。从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两罪的罪状上面看,似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是实际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已经包含了斡旋受贿罪的主体,斡旋受贿罪的主体正是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故才能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因此,斡旋受贿的主体已经隐含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之中。故刑法设立斡旋受贿已经实属没有必,可直接取消斡旋受贿罪,由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规制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犯罪问题。也即不考虑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特殊身份问题。 
  四、结语 
  通过上述的理论探析,笔者的观点是合并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采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罪即可规避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犯罪问题。对于如斡旋受贿罪这样的一些看似已经毫无争议的理论,我们是否应该对其进行再思考,已经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眼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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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葛磊.刑法修正案(七)深度解读与实务.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9. 
  5董秀红.论我国刑法中的关系犯及其特征——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三明学院学报.21(2). 
  6雷安军.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兼谈刑事判例制度.湖北社会科学.21(2).

  

【】朗读,作为阅读方式之一,是指以理解文字作品的意义为目的的一种出声阅读形式,即把书面语言转变为出声的口头语言,它是由语文学科的特质决定的。曾几何时,“朗读”是初中语文教师进行教学、学生学习语文的利器,它对培养学生语感,理解课文内容起着非常重的作用,一直为语文教师所青睐。
【关键词】朗读;初中语文;教学课堂
【中图分类号】G62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4-0179-02

当我们(当然包括我)虔诚地拿着别人的“武器”条分缕析地在语文课堂上深挖细掘时,那些把我们感动得声泪俱下的文字却怎么也激不起学生心中的一点涟漪,于是,我们的不少语文课成了学生打发时光的绝妙阵地,我们的声音成了学生闭目养神的催眠乐曲。我们究竟错在哪里?当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蓦然回首,我们的眼前又浮现出前人摇头晃脑的动人场面,正是在这看似蠢笨傻气的“子曰诗云”中,“读”出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学大师。于是,我们的耳际又回响起“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等耳熟能详掷地有声的经典名言。现在想想,我们真是太聪明了,以致丢掉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朴素而深刻的为学之道——读。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E希尔斯曾经说过,任何改革都逃脱不了过去的掌心。我国语文教育传统是在历代语文教育的演进中积淀并流传下来的教育文化成果。它既有思想、理念层面的内容,也包括原则和方法等操作层面的东西。作为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结晶,它散发着中华民族教育文化的固有的魅力,充分挖掘和阐扬我国优秀的语文教育传统,不仅对于认识我国古代灿烂的教育文化遗产具有积极意义,也是新世纪语文教育改革无法逾越的起点。
那么,在语文教学教程中,该如何开展诵读式教学呢?首先,明确诵读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每接触到一篇新课文,教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指导学生进行诵读。教师和谐自然、悦耳动听的声音等于将文章的情调与情思初步的传递给了学生,使学生真正把自己置身在文章中,强化了教与学两者的沟通。朗读能使学生深刻感受文章所蕴含的思想感情。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形成的黄金时期,又是感情容易激发的时期,最容易受到感染。初中的语文课文大多充满着鲜明、强烈、健康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读好这些课文,能使学生更好地感受文章所蕴含的思想感情,从而产生强烈的感情共鸣,受到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在指导学习《沁园春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9-4202(2011)10-000-01

在现代企业的内部控制中,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较多现实问题的存在,如果不能及时予以解决,将严重影响到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及与其经济效益的实现。本文结合我国江纸集团的内部控制工作为例,简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关键词现代企业内部控制问题对策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现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在现代企业的管理工作中,内部控制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和不容忽视的,也是提升企业综合实力的重途径。美国金融界巨头安然公司的破产,引发了我国企业对于内部控制的重新认识与重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郑百文、银广夏等大型企业的相继倒闭,都与内部控制工作存在较多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我国现代企业的发展中,必须加强对于内部控制问题的深入分析,并且积极制定行之有效的对应策略。
一、案例分析
江纸集团是我国知名度较高的大型制浆造纸企业之一,而且是国内新闻纸的主生产企业。作为江西省最早进入资本市场的大型国有企业,江纸集团于1997年4月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同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在江纸集团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生产能力始终处于国内同行业的前列,其自主研发的“松竹”牌胶印新闻纸在国内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但是从2001年开始,江纸集团出现连续严重亏损的现象,导致企业由辉煌的发展历史直接跌入到濒临破产的境地。直至2004年2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江纸集团主领导贪污事件进行审判,人们才了解到江纸集团的现状是由企业内部的“蛀虫”所致。一个历经40多年发展历史的大型国有企业毁于一旦,与其内部控制体系存在的问题有着必然的联系,由此引发国内企业的深刻反思。
二、江纸集团在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个大型的国有控股企业,江纸集团濒临倒闭的现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其在企业规模壮大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对于内部控制问题的深入分析,特别是企业主管领导徇私舞弊、贪污腐败问题的日趋恶劣,严重影响了企业内部控制的整体环境。
1.组织结构层面
江纸集团的发展经历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全过程,但是其组织结构却没有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在企业进入集团化管理模式后,仍然沿用传统的职能化组织结构,在企业内部形成鲜明的等级制度,而导致企业内部的相关信息无法做到公开、透明,仅是在固有的等级结构中进行纵向交流。同时,江纸集团的职能部门设置不合理,导致各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而严重影响内部控制的实际效率和质量。由于江纸集团始终执行主管领导“一言堂”的组织管理模式,所以在内部控制部门发现董事长姜和平出现贪污腐败问题时,只能听之任之,而企业的其他领导则也是肆无忌惮的效仿,而导致企业内部控制漏洞的不断扩大。
2.公司治理层面
在江纸集团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中,受到上级主管部门或职能部门的影响较多,例如江纸集团的股权高度集中,而董事长或总经理等高层领导则是由国家相关部门进行委派,所以导致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并未完全掌握公司的治理权,这也是导致内部控制制度难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因素。姜和平是江纸集团的核心人物,其职务集董事长、总经理与党委书记于一身,个人总揽公司的一切经营与管理权,这是违背企业内部控制全员参与原则的。
3.人力资源管理层面
江纸集团虽然是国内知名的大型国有企业,但是其人力资源管理机构却长期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其根本原因是企业内部的人员聘用、选拔、提升、任命等权利,多是由姜和平及其亲信所掌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机构则形同虚设。同时,在江纸集团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中,对于员工的激励手段过于单一,而奖惩制度却极为严格,从而导致企业员工在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推进了企业濒临倒闭的现实。
三、启示与思考
在我国现代企业的发展中,内部控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与企业的组织机构设置、治理结构、权责分配、人力资源管理、内部审计、企业文化等工作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江纸集团的案例进行分析,现代企业在内部控制工作的强化与完善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与实施
江纸集团的内部控制制度过于形式化,而且缺乏与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机密结合,从而导致其实际效率和质量相对较差。现代企业在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中,应吸取江纸集团的教训,坚持分权控制与权变控制的基本原则,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应变能力。同时,在企业内部控制度的实施中,应加强相关部门、人员的相互制约与协调,以保证企业良好内部控制环境的营造。
2.完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在江纸集团的内部控制中,姜和平独掌企业的所有管理权力,而形成企业内部“独裁”统治的现象,其根本原因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因此,在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与发展中,应注意权力的约束机制,特别是在集体化经营模式的企业中,强化董事会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严格约束董事长、总经理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既充分调动企业高层领导的的作用与潜力,又防止其因权力过大,而出现在企业内部控制中独断专行的问题。
3.注重企业内部人员的重性
在企业内部控制工作中,董事会、管理层及普通员工的行为是决定其实际效果的关键因素。江纸集团内部控制工作的失败,与其忽视广大员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所以,在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制定中,注重企业内部人员,尤其是普通员工的重性,以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工作的稳步、有序实施。同时,在企业的内部培训中,应定期组织全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他们形成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拼搏进取的精神,进而促进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综上所述,在现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活动中,内部控制贯穿于其全过程,直接关系到企业与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所以,在现代企业的今后发展中,必须加强对于内部控制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并且制定有效的对应策略,以保障企业内部控制工作的全面开展。

参考文献
[1]侯雪筠,郭振伟.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1).
[2]郭春林.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商场现代化.2008(6).
[3]欧索芬.推进企业内部控制的若干基本问题.经济研究参考.2008(5).